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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遭遇抑郁症:既是困扰也是“借口”

Vista看天下 2016-02-04 09:14

  美国耶鲁大学一栋教学楼前,17个大学生举着字母牌,上面写着:“关注精神健康,从现在开始。”

  这是2015年12月的一天,这些学生向耶鲁大学表达诉求,抗议学校开除患有抑郁症的学生格兰特·毛。

中国留学生遭遇抑郁症:既是困扰也是“借口”

  毛是2014年秋天到耶鲁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的。当时他放弃了上海一份不错的工作,满怀希望而来。但刚过一年,他就因成绩离标准线差0.5个学分,遭耶鲁大学开除。但毛表示,自己正遭受罹患抑郁症和至亲病重的双重痛苦中,学校却不愿再给他多一次机会。

  毛的经历已经成为海外留学生群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些学生顶着名校光环,但现实中,他们却承受着巨大压力,很多人因此陷入抑郁情绪,甚至被抑郁症所困。对他们来说,抑郁症更像一座围城——有些人,想尽办法要走出来;另外有一些人,却想尽办法,只为了证明自己患上了抑郁症。

  看不见的水下挣扎

中国留学生遭遇抑郁症:既是困扰也是“借口”

  2015年3月19日,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学生德维特在分享自己抵抗抑郁的经历(IC图)

  毛依然希望学校能够改变决定。他把自己的情况以及医生的心理问题诊断说明交到了学校。

  毛的遭遇,也引起学校社团的反应。据央视报道,耶鲁研究生雇员和学生工会,发动了一千多名学校师生,组织了请愿活动,希望校方恢复他的学籍。

  抑郁症之于耶鲁,是一个广泛被讨论的话题。曾在芝加哥一所私立大学担任校董的查理·高芬在一篇新闻报道中向美国父母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选择:你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耶鲁抑郁还是在亚利桑那大学开心?结果,75%的家长宁愿他们的孩子在耶鲁抑郁。因为他们觉得孩子可以慢慢平复情绪的困扰。

  其实不止耶鲁,抑郁情况,在欧美很多高校里也都有存在。一份2015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47%的博士生和37%的硕士生有抑郁症状,而近10%的本科新生表示自己时常感到抑郁。由于申请心理救助的学生人数暴涨,乔治·华盛顿大学在2016年收取每位学生额外1667美元的学费用于支付精神健康服务。

  留学者也有自己的难处,更可能面对叙说无门。2015年2月份,曾就读于耶鲁大学数学系的20岁中国女孩王璐畅因为遭受抑郁症折磨,购买了纽黑文飞往旧金山的单程机票,并在金门大桥一跃跳下。

  在身边人眼中,王璐畅是个“聪明、有上进心、无私”的人。而直至她去世后,很多朋友和同学才得知这个看起来热心公益、积极开朗的女孩原来深陷抑郁症的困扰。

  “你只见鸭子优雅水中滑,却不见水下双脚拼命拍。”ECCOS留学心理的创始人、专门从事中国留学生心理问题干预的咨询师顾梦媞认为,这种假装很幸福的面具,给不少独自生活和学习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造成了很多压力。

  “学业压力、情感问题、思乡之苦和文化冲击是留学生产生抑郁情绪最常见的原因。”牛津大学精神学博士钱晓晓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钱晓晓曾担任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抑郁症高级研究员。在工作中,她也接触到不少中国留学生的抑郁案例。在她看来,中国留学生能够在开学时认真阅读并了解学校心理咨询办公室相关服务的人少之又少。很多时候,他们会觉得自己的抑郁或者精神问题只是因为融入得不够好,想通过“和别人聊聊”这样的鸡汤指导就自己振作起来,结果病越拖越厉害。

  学校之过?

中国留学生遭遇抑郁症:既是困扰也是“借口”

  一位法国女孩在接受心理治疗

  毛递交给耶鲁大学的申请,最终没有通过。

  他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自己去年10月与未婚妻分手,加上今年1月母亲心脏病发作,种种打击之下患上了抑郁症。

  “因为华裔的身份和患上抑郁症,学校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令我感觉受到双重歧视。”毛说,“我把医生的心理问题诊断说明给到学校,学校非但没有给我任何帮助,反而直接就跟我说,你这个开除的决定马上生效,你的保险也马上就停止,你有15天时间收拾行李,离开美国。”

  在钱晓晓和顾梦媞等心理专业的从业者看来,只身一人漂流在外的中国留学生,遭遇生活打击的境遇确实令人同情,但将他抑郁症的后果完全记为学校的过失,显然有失公允。

  “外国高校心理救助和咨询系统经历过几十年的发展和改进,如今在英美等国,无论是像耶鲁这样的顶级私立学校还是普通公立大学,都拥有一套完整的心理救助体系。”钱晓晓说。

  钱晓晓在布里斯托大学工作时,英国对学校心理办公室的咨询师管理和配置有一整套极为严格的规定:首先,无论是拥有处方权的大学心理科医生还是临床心理专家,必须通过为期一年以上的专业考试,取得资格证。另外,在给学生做咨询前,他们还必须在有资质的评审员监督下完成过450小时以上的实践咨询服务。国外严禁未取得资质的人进行咨询服务,因为一旦咨询以非正规形式进行,对病人极可能造成“二次伤害”。

  每个学校都建立了严格的心理咨询预约系统,严格执行隐私保密协议。甚至,就连心理咨询室的场地都有相关规定。钱晓晓说,“这个学生如果需要疏导的话,提供服务的人绝不能随便找一个教室或者咖啡馆。学校需要提供固定场所、适合放松交谈的静谧空间专门用于咨询。”

  所有这些精神干预措施,学校都会主动告知学生。“在西方大学的文化中,从入学开始,心理咨询服务就被介绍给每位新同学。”据钱晓晓介绍,一般学校的心理咨询办公室有自己专门的网站,学生如果有需要,可以亲自去或通过打电话、发邮件进行预约。在预约时,咨询学生需要填写相关的问卷。

  一些中国留学生较多的学校,心理咨询办公室甚至专门安排有可以提供普通话咨询服务的华人心理咨询师。学生如果对咨询老师不满意,可以自由申请更换咨询师。每位咨询老师,在接待学生前都必须细致地考虑学生的个体情况,根据不同的年龄、种族、宗教信仰为他提供最合适的建议和最舒适的聆听。

  何以释放

中国留学生遭遇抑郁症:既是困扰也是“借口”

  耶鲁大学设立的“精神健康中心”,独占学校医院大楼三楼的大半个楼层。学校还开设了二十四小时紧急热线,热线主要针对惊恐发作,或具有自杀倾向等严重心理问题的同学,当他们在“想不开”时,能打电话寻求紧急救援。

  在耶鲁大学做出开除决定前,如果毛能早些寻求帮助,情况或许还会好一些。“我知道自己承受了很多的压力,”毛在接受采访时说,“但老实说,我对抑郁症的知识有限——要知道,在中国,人们对这个话题谈论得很少。”

  刻意回避,甚至惧怕心理咨询的情绪在中国学生中仍很常见。“在国外大学,向心理咨询办公室预约心理咨询就像使用图书馆学习一样。可对于不少中国留学生,他们认可自己交学费有权使用图书馆和健身中心,却不愿意在心情不好时向学校免费的心理咨询师求助。”这让钱晓晓极为不解。

  剑桥大学生活的第二个学期刚开始,南京女孩刘嘉琪便被严重的失眠状况折腾得受不了,因为焦虑,她那时每次进食后都恶心想吐。当时,她把自己的双手手指全部抠出了血。尽管痛苦到常常整晚睡不着觉,她仍忍了一个多月才求助于学校心理咨询办公室。那时,去心理咨询仿佛比自己的抑郁情绪更可怕。

  “你有想过伤害他人吗?”

  “你有听到或看到别人看不到听不到的东西吗?”

  “有任何人让你觉得不安全吗?”

  咨询过后,刘嘉琪很快又接到来自心理咨询室一位女老师的回访电话。通话中,对方用十分温柔的声音询问她的基本情况,甚至还表扬了她还能坚持按时吃饭和晚上运动希望改善睡眠的努力。根据她的状况,咨询师和她约定了第二天下午见面。

  “从开始预约起,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完成最难的部分了。”刘嘉琪回忆道,在此后的六次心理咨询时,她感觉自己内心的压力终于有了释放的机会,还被夸奖“英语(精品课)越来越地道了”。在第七次见面时,她和咨询老师沟通了申请间隔年的想法。让她颇为吃惊的是,咨询师不但没有阻拦她,还给她提供了丰富的间隔年安排计划,为她介绍了申请的详细手续。

  除了一对一咨询,小组讨论也是国外高校进行抑郁症救助的一种重要手段。在美国,只要学生购买了医疗保险,学校的心理治疗和身体疾病的治疗一样全部都是免费的。

  一个安静而又舒适的房间中,8位同学围成一圈坐了下来。治疗师问道:“当你焦虑的时候,具体有什么感觉?”

  “我会心跳加速。”一个年轻女子小声说。

  “我感到恐慌,”另一个说,“还会冒汗,呼吸急促,失眠。”

  这是顾梦媞记忆中旁观的一次小组治疗,看上去“就像是欧美电影中的劝解小组”,得知自己不是唯一一个受困扰的人,很多同学感觉压力没有那么大了。而她在澳洲国立大学心理学系念书时,学校还专门开发了有助于调节情绪的app,供学生们下载使用。

  真假难辨

中国留学生遭遇抑郁症:既是困扰也是“借口”

  一般情况下,在欧美的大学里,每个学生在入学时都分配有负责他学习和生活问题的“导师”(mentor),根据学校规定至少每隔两周学生都可以预约与导师见面一次,假如遇到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导师不但能帮助其获得相关帮助,更有为其申请获批准其延期交论文、考试,甚至休学的权力。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学校有关“心理疾病”的规则开始成为一部分学生要求重考、延期考试的借口。

  “你去咨询室,就说自己一夜一夜睡不着觉,好想死哦。”顾梦媞也听说过在澳洲的中国留学生相互介绍在学校心理诊所骗取延期考试的技巧。她甚至知道有人为了延期毕业,对院系主任谎称自己的父母去世。

  这也颇令钱晓晓感到无奈。在她看来,尽管国外学校重视精神健康,对于学生精神问题的人性化关注也同时滋养了很多不良学生钻空子的心理。一些学生预约了心理咨询就是为了取得咨询师的“生病”证明。

  “填申请表时,假如专门勾画失眠、厌食、厌世、自残这些选项,让心理量表的结果成了中重度抑郁的结果,最后就可以不用考试了。”钱晓晓说。这种行为不但不诚信,还会影响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些受到心理问题困扰的学生不能及时预约到心理咨询服务,是因为有其他人恶意使用了这项学生服务。”很多时候,就算心理咨询教师或医生感觉这个学生带有明显欺骗性,但为了谨慎考虑,仍不得不花费时间与其沟通。

  在钱晓晓就职的学校有位中国研究生在连续三门考试挂科后向学校提出申诉,称自己因文化不适应产生了抑郁症的情况。由于学生是在考试后,尤其是成绩公布后才举证,因此学校驳回了她的申诉,强制她退学了。

  “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高校对于抑郁症影响学业的考虑只限于学生在考试或论文截稿期前提出申请,提交相关证据。”钱晓晓对此解释道。不能否认,这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判,但一般经过学校的教师审查委员会认可,都会按规定执行。

  2015年3月份,当毛被诊断为抑郁症,来到康涅狄格州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时,他被告知因为成绩糟糕将会被开除。根据《哈特福德新闻》(Hartford Courant)报道,尽管5月13日,在写信给耶鲁大学的信中,他出示了主治医生的诊断证明,表明自己符合“非特定的抑郁症标准。在过去的一年里,病情发展缓慢,它有可能干扰他完成课业任务的能力”,可他的申诉仍旧被耶鲁教师审查委员会拒绝了。他所在学院的院长给他的解释是:“毛曾在众多场合被建议提供给学校那些可能会影响他学习成绩的、个人化的理由,包括他参加的两次成绩辅导会。”而毛都未能及时表明自己的健康状况,“事后提交的诊断证明,不是一个有效的理由”。而面对更多关于这个事件的关注者,耶鲁校方表示没有得到学生的授权,因此不能对外公布和该学生有关的更多信息。

  “我认为,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同学应该积极寻求帮助,主动提出休学。学校的政策就是政策,该留余地的时候留过余地;该严格的时候,就只有严格执行了。”一位与毛同在耶鲁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如此评价这次事件。“成绩不好,不管是因为喝酒,还是因为抑郁症、脑震荡,该退学的时候都一样该退学——学校不会因为某人抑郁了就把D改成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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