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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党的故事:为什么赴美读高中?

新浪教育 2016-01-04 16:13

  2008年,杨文曦还在安徽马鞍山成功学校读高一。一次偶然的家庭聚会,让杨文曦的妈妈萌生了把女儿送到美国读书的念头。原因很简单,杨妈妈发现自己的女儿跟在国外长大的堂姐们相比,腼腆害羞,见识也少。于是父母俩一合计,决定把女儿送出国。

  对美国教育和美高申请毫无概念的杨文曦一家人找到了当地的留学中介,在中介的一手操办下,杨文曦申请了美国东部的五所寄宿高中。可是,随着日子推移,警觉的杨妈妈渐渐产生怀疑:女儿不论录取与否,校方理应都会回信——然而他们却连一封拒绝信都没有收到。于是,在当英语教师的妈妈的帮助下,杨文曦直接写信给学校,这才发现自己早就错过了美国高中秋季入学的申请截止期(一般为3月1日),而中介根本没有为她申请。幸运的是,在这五所学校里面有一所是滚动录取的,(注:滚动录取,就是在收到学生的申请材料后,立即开展审核工作,快的两个星期内,慢的一个月内,通知该生是否被录取。没有被录取的学生,可以马上申请其他的学校,直到有一所学校录取自己为止。)最后杨文曦自己申请了北野山高中(Northfield Mount Hermon)。

  七年之后,杨文曦已从著名的西北大学毕业。回首这一段往事,忍不住用“命中注定”来形容。当年申请时,因为托福成绩还不到90分,学校要求杨文曦重读10年级(美国高中四年制,从9 -12年级;10年级相当于国内高一)。而杨家人只做了两年的高中留学预算,杨文曦的父母劝女儿放弃,到大学时再出国;反而是杨文曦自己坚持起来了,她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准备托福、SSAT考试,不想在最后的关头放弃。

  于是,2008年的秋天,杨文曦从马鞍山到了北野山,成为“美高党”中的一名。

  其实在那一年,赴美留学刚刚开始走热,而“美高党”这个称呼还没有流传开来。当年的中国留学生总人数在98000名左右,与2006年美国留学签证放开之前相比,增长了3万多名,增长率在50%左右(再过一年,中国即将超越印度,成为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生源国)。而这将近10万名的中国留学生中,高中生为4503名,相比2005年的65人次,增长了将近70倍——杨文曦可谓是无心插柳地赶上了这一趟的留学热潮。

  与杨文曦类似,陈旻茜也是高一的时候,从国内的一个三线城市到美国读高中。她的申请故事听上去虽然没有杨文曦那么戏剧化,但也一样的仓促与曲折。

  早在读初中的时候,陈旻茜就在家人的影响下,决定去美国读大学,这种想法变得越来越强烈。虽然她考取了镇江的一个重点中学的重点班,走高考路线的话,看上去未来颇有保障;然而陈旻茜对国内高强度的应试环境却很不适应,为了中考,她已经放弃了阅读、钢琴等各种爱好,她的生活被各种上课、考试和补习班填满了。而在这个时候,陈旻茜断断续续地从父母朋友的孩子、两个读美高的学生口中,听说了美国高中的各种自由——虽然学业压力并不小,但自由选择的余地却多了。

  于是,陈旻茜说服父母,开始准备美高的申请。那是2011年的镇江,陈旻茜所能接触到的资源并不比杨文曦在2008年的马鞍山更多。于是,一家人专程来到上海找中介做申请。

  其实,在2011年,整个美高申请依然是一个非常新的行业,而这个行业里的从业人员,质量也参差不齐——或者,说得更彻底一些,大部分的升学顾问都不具备足够的资质;即便是上海。回想起来,陈旻茜觉得,无论是在学校推荐还是修改论文或是面试辅导上,顾问的表现都不够专业。她最后就读的Portsmouth Abbey学校,是罗德岛上一所天主教本尼迪克派的寄宿高中,学校严苛的宗教气氛让陈旻茜很不适应;然而在去之前,陈旻茜和她的顾问对此却一无所知。虽然中介也为她修改了申请文书,但整篇文书依然是一种中式思路,罗列了自己做了什么事,完全不是美国人想要的故事套路。而最让陈旻茜感到挫败的是后来的学校面试,因为没有很好准备,她在英语上的薄弱,完全暴露无遗。

  陈旻茜第一次的托福成绩只考了70多分,第二次虽然有90多分,但比起国际学校的学生来说,差距依然很大,口语尤其。当招生官问她有什么爱好、喜欢什么书的时候,她只能支支吾吾地答上一两句。在小学的时候,陈旻茜曾参加过一种叫做“无线电通讯”的活动,并获得全国冠军;这一活动需要两人一组,互相配搭,整个过程多方位地考察参与者的应变能力、合作能力以及野外跑的体力——然而陈旻茜完全不知道如何用英语来解释和描述这一活动,用陈旻茜的话来说,“就像一个人去比赛,但是手脚都被捆住了”。

  回想起来,陈旻茜觉得自己多多少少还是占了一些“时间差”的便宜。她不能想象“居然有学校会要我”,如果是三年后,以这样的成绩自己可能就不会被录取了。

  其实,不论是杨文曦还是陈旻茜,她们在申请中遇到的困难,都非常典型,而且也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当一个人群的需求突然井喷式的增长时,为之服务的行业却并没有完全准备好。

  2011年的上海,在传统的留学中介之外,几家强调学生自主申请、杜绝申请材料造假的升学指导机构,比如拓思、凯斯,开始渐渐为人熟悉。然而它们的服务主要还是基于美本申请,对于美高却关注甚少。从机构的角度来说,也有他们切实的为难,相比那些美本申请的群体,美高申请的群体显得模糊不清,难以定位。

  很多学生就像杨文曦、陈旻茜一样,到了高中的时候才临时起意,来寻求申请帮助。从申请的角度看,美高最为理想的申请时间是在初二,那么初三时候留学就可以无缝地衔接、接受完整的四年高中教育。然而在初二做申请,意味着要在初一就进行语言和SSAT考试的准备。很多学生因为不了解美高录取的情况和要素,准备仓促,从一开始就处于某种“劣势”;而那些顶尖的寄宿高中能够接纳的国际生名额本来就很有限,10年级、11年级的插班生更是千里挑一,其录取难度不亚于那些常青藤大学。因为准备不充分,大部分申请者都会选择复读一年。

  而在另一方面,根据TABS (The Association of Boarding schools,美国寄宿高中联盟)对其下属284所学校的统计,在2002-2003学年,只有不到3%的学生来自中国;而到陈旻茜就读的那一年,这个数字达到27%。在过去几年里,很多学校接受到的中国申请者的文书,都增长了十几倍。而在今年的光棍节,宾州的一所百年寄宿高中Mercersburg的国际招生办公室发布声明,这个申请季将不再接受中国申请者的申请。因为根据2016年的招生计划,他们只有五六个席位空缺,但是他们已经接受了100多份申请,安排了四十几次面试,平均每天15次的校园访问,大大超过了学校的负荷……

  整个行业的变化与格局,有点寸土寸金的意思。

  虽然,低龄(高中)留学是利是弊一直是个富有争议的话题,相关的负面新闻也不少;但是为什么这个人群却越来越壮大了呢?

  美国私立寄宿高中本来就是精英教育的产物。19世纪后半叶,大量的移民迁入以及飞速的城市化进程,让美国社会上层人士对子女教育产生一种忧虑:他们发现原有的全日制学校以及城市环境不再利于子女的成长,于是将他们送到偏远的农村或小镇,让他们在一个相对隔绝的环境里接受教育。这些学校多数有着浓厚的基督教新教的背景,除了注重知识传授外,学校也注重品格、礼仪、体格的训练。

  可以说,寄宿高中从创建之初就立足于社会精英和贵族,直到今天,四年20万-30万美元(对于国际学生来说,支出可能更大)的花费,对于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来说,依然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因此,当美国媒体对于越来越壮大中国高中留学人群给予关注的时候(像《纽约时报》《大西洋月报》《华尔街日报》,以及《高等教育年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教育期刊,都曾发表多篇报道),其焦点(之一)很自然地落在了:在平均财富只有美国五分之一的中国,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享受这样昂贵的教育呢?

  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中国的中上阶层。在美国媒体的眼中,这一人群带着一种混杂的心情——对于中国现状(当然也包括教育)的不信任以及对于中国未来的某种信仰——不约而同地把子女送到国外求学。

  中国家长这种不信任的情绪以及对于子女教育的积极诉求心态,倒是与19世纪末美国上层人士的忧虑如出一辙;加上中国家庭对美国名校青眼有加的情结,也使得竞争愈发激烈。即便高中留学意味着一倍的金钱投入,但家长们依然相信这种回报是值得的。高中留学群体的逐年壮大,从某个程度上说,其实是美国大学竞争起跑线的下沉。平章在《去美国读中学》(天津教育版)一书里说,有美国第一高中之称的PEA(Philip Exeter Academy,菲利普·艾克赛斯特),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被常青藤录取。以普林斯顿为例,每年都会录取十几名PEA的毕业生,而该校每年接收的中国学生却不到十个。虽然没有权威的官方统计,家长们顺理成章地认定,如果孩子能够进入某一所美国知名高中,那么进入一所知名美国大学将会更有保障,这个路数跟国内高考从重点中学到重点大学的路线是一致的。

  那么,被这些优秀的美国私立寄宿高中录取,是不是真的意味着被常青藤录取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了呢?

  的确,最近几年美国顶级名校的本科录取生源,跟早前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不少比例的学生是在国外(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地)接受高中教育的。然而要真正回答这个问题,可能首先需要了解的是美国大学在对待美高学生和中国大陆学生这两个不同的申请群体的录取程序有何不同——其过程与标准可谓因校而异。

  Christian Tanja曾经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担任过三年招生官,之后又在中国担任了三年大学升学顾问,目前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并兼职为母校看海外学生的申请材料。他说在UCLA一般会根据学生的主要经历来决定如何审核学生的申请材料,比如一个在美国读了高二高三的中国学生,通常会被放在美国寄宿制高中这个群体里来进行学术比较;也就是说,仅以学术指标来看的话,美高学生的竞争对象不再是中国学生,而是美国本土学生。

  而在著名的文理学院斯沃思茅(Swarthmore),招生官Andrea Pien表示,他们会把美高学生先后放在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两个申请池中进行评估。第一个招生官会根据学生的毕业学校放在美高群体里进行评估,第二个招生官则是根据学生国籍,作为国际学生对该生进行评估。她强调如果仅仅把一名只在美高读了两年的中国学生与该校的其他本土学生放在一个池子里进行比较,对于学生来说并不公平。如果两位招生官都觉得学生不错的话,就会把学生的申请材料提交给委员会进行通过。

  所以,单从录取程序来看,很难说在美高申请的学生一定会比在大陆申请的学生占优。而这些年的数据变化,一方面是因为美高人群总数本身在增长,而另一方面在于美国大学素来更倾向于从那些他们了解的学校里招收学生。毕竟,大部分美国高中和美国大学已经打了几十年的交道,很多高中在校顾问与美国大学招生办之间彼此也都熟稔。相反,美国大学对于中国中学大多知之甚少,而在中国公立中学的体系里根本没有升学顾问的角色,可以与大学招生办建立直接的联系。因此,招收该校的毕业生的确意味着某种“冒险”。当然,这种关系并非一成不变,换言之,如果你的中学历来有毕业生被这所大学录取,并且学生在大学里的表现也不错,那么这些中学就会被认为是有效的生源学校。像北京四中、人大附中、上外附中、复旦附中、南京外国语学校等学校,在美国大学里都有极好的口碑;其名校录取率并不亚于美国的寄宿高中。

  而在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二三线城市也开始受到美国大学的关注。因为随着中国留学生群体的逐渐壮大,大学对于国际学生的挑选,从国家多样性转到了地区多样性。比如,2015年被哈佛大学提前录取的安徽女孩董雪,在很多业内人士眼里,就是一个富有意味的录取案例。因为她所呈现出来的标化成绩与活动列表,如果放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并不特别突出。

  在美国高中走热之前,那些一心想把子女在本科送出国的家长会选择在国内读国际班。国际班不同于国际学校,后者主要接收的是外籍人士的子女,价格不菲;而国际班一般由民办学校或是公立中学与第三方教育机构联合举办,其招生对象就是中国本土学生。

  国际班有点像普高与美高之间的中间道路,其优势在于,能够让学生在一个相对安全、熟悉的环境里,在家长的羽翼之下接受国际教育的软着陆。目前比较流行的几种国际课程有IB、A-level和AP几种。前两种都是完整的课程体系,IB课程由国际文凭组织(IBO)研发完成,而提供A-level考试认证的主要机构有CIE、EdExcel和AQA;而AP课程是指针对美国大学理事会(The College Board)提供的众多的考试科目进行的授课辅导,目的是给一些优秀的学生提前学习大学课程,并不是独立的课程体系。就留学方向而言,选择AP课程的学生基本上目标明确,毕业之后往往都去美国学习;而ALevel与IB课程的申请选择会更宽泛一些。当然,在美国热的形势下,很多提供A Level课程的国际班里,最终选择留学美国的学生比例都会占到70%甚至更高。为了使自己的申请更加具有竞争力,许多学生还会在ALevel之外在自考几门AP考试。

  然而比起私立美高和国际学校来,国际班所提供的国际教育有时候显得不够纯粹和正统。因为教育并不等同于课程,更包括教学理念、教学管理、教学环境等。从根本上来说,公立中学无论在软件上还是在硬件上,往往并不具备这种现代化的教育理念和国际化的管理经验;因此学校常常会学校会和第三方教育机构合作,借助第三方机构的服务来进行国际班的管理,然而第三方机构的质量也参差不齐,而一些学校对此甚至没有评估能力。比如在国际班的师资质量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一些学校聘用中方教师来教授一些国际课程(特别数学和科学类的课程,也包括英语类的),从结果来看,中方教师的成绩单未必比外方教师的差;然而,在教学过程中,中方教师却几乎是不可避免地用其应试思维把这些课程教成了应试课程,从而违背了课程的设计理念。比较明显的例子是IB这个被许多业内人士誉为含金量最高的课程,其核心理念之一是学生能够对知识的本质进行反思,独立完成课题研究;然而却常常被上成了应试课程。一些中教甚至沿用补习班的思路,在校外开设补习课堂。而在另一方面,全外教授课的模式虽然可以让学生在思维、语言、文化上浸润在一个相对国际化的环境中;当然外交模式也有令人担忧的地方,最为突出的是外籍教师流动率偏高,从而影响到教学质量与学生体验。

  目前公立中学国际班的收费每年在3万-15万元之间,其收费区间跨度很大,评判也较难标准化;加上目前政策上的调整,也让国际班未来的命运显得扑朔迷离。对于家庭而言,选择国际班而非普高或美高,更多还是基于一种综合性的考虑。虽然国际班的收费较之普通高中要高了许多,但是与美国寄宿高中的收费却不能同日而语。当然相应地,国际班能够提供的教育教学资源(学术和非学术类),也远远比不上那些顶尖的私立高中;国际班的学生在学习、社交和自我管理上所面对的挑战也与美高学生大相径庭。

  谈到自己高中的学业,陈旻茜记得最深的是她刚到Portsmouth Abbey时上的人文课(Humanities)。这门课把宗教、历史、文学融合在一起,一学年的阅读量在25本书左右。教师布置的第一本书但丁的《神曲》。陈旻茜说,自己一开始听到Dante的时候,“还没有反应过来,等回去一查字典,整个人都傻了”。这门课程不仅要求学生阅读经典,更要学生根据阅读文本进行写作,总共有30多篇论文需要完成。一周读1-2本书,写1-2篇的文章,这样的节奏对于美国本土学生来说也是一种挑战;陈旻茜承认,按照自己当时英语的程度,根本来不及细读英文原版。于是她先读大纲和摘要,再读中文版,然后找到自己想要写的部分,对照进行英文的细读。就这样,一手抱着中文版,一手抱着英文版,慢慢把这些书啃下来……直到12年级时,她才能够不用借助中文版,直接用英文版来阅读,然后进行写作。

  陈旻茜的经历在美高党中非常普遍:平均每天50页的阅读量,熬夜学习到两三点都是家常便饭。学校要求的不仅仅是阅读量,更是一种阅读能力:学生不能囫囵吞枣、敷衍了事,而必须带着问题主动性阅读——因为阅读只是“输入”,接下来是“输出”,或是写作,或是第二天课堂上进行短兵相接的深入讨论。对于后者,在以“圆桌教学法”闻名的PEA生存下来的王点宇和陈心璇,深有体会。

  王点宇和陈心璇都是南京人,相对于杨文曦和陈旻茜,她们申请美高的时候比较“有备而来”。王点宇的机缘在于初中时候参加的一个夏校,她发现自己非常喜欢美国的小班教学,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于是她申请了位于波士顿的圣马可学校。两年后,由于自己喜欢的数学老师离职,当时就读11年级的王点宇转到了数学拔尖的PEA,并加入了学校的数学队。带队的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奥数队的主教练冯祖鸣。

  王点宇说,PEA的中国人中几乎一半都与冯老师的数学队有交集,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高她一级的师姐陈心璇。与王点宇一样,陈心璇也是一位转学生,只是她是从加拿大转来的。小学就随父母移民加拿大的陈心璇,她的整个初中都是在多伦多度过的。她的学校大约有90%白人和10%的亚洲人,在这个相对保守、封闭的环境里,陈心璇感觉太过安逸了,于是自己申请去了美国。然而当时的她对于美国高中并不了解,只是一味挑选数学拔尖、离城市近的好学校。通常的申请策略是,几所梦想学校,几所目标学校,再加几所保底学校;而她申请的都是PEA、Hotchkiss、 Andover这样ESA联盟(Eight School Association,有点像高中版的常青藤联盟)的顶级高中。回想起来,陈心璇觉得自己也算是幸运的,因为最后她获得了PEA的录取。

  说起在这所学校里的就学经历,两人的感受几乎完全一致。因为先前在其他美加高中的求学经历,王点宇和陈心璇在英语语言上并没有太多挑战,但在PEA学习依然不见轻松。

  那么“圆桌教学法”到底有什么特别呢?

  圆桌教学法又叫哈克奈斯(Harkness)教学法,由爱德华·哈克奈斯首创。该方法被不少私立中学采用,但在PEA发展到极致。根据哈克奈斯教学法,课堂上师生围坐在圆桌旁,带着对每个人的尊重,一起去提出问题、思考、理解,从而获得知识。因此学生如果在上课之前,没有充分地进行预习,没有足够的语言表达能力,就无法有效地参与讨论。王点宇这样比较自己在圣马可与PEA两所学校的小组讨论经历:在圣马可虽然教师也要求学生课前预习,但是课堂讨论还是由教师带领学生来完成的,教师是主动者,学生是参与者;而在PEA,所有的讨论都是学生发起、生成的,教师只是一个观摩者,只是在学生讨论走偏差的时候把他们再引导回来。没有谁是绝对中心,或是绝对权威;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见解,而其他人的见解也确实可以大大拓宽自己的思路。

  在这种主动性学习的氛围底下,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学习兴趣都充分地被调动起来。陈心璇认为,自己在PEA的一大收获就是学会了提问。她说,在PEA每个人都非常热爱学习,即使在餐桌上还是会继续讨论、辩论课堂上的内容;弄不明白的事情,大家都会反复琢磨想要弄清楚。学生不只满足于书本知识,还深层次地追根究底;而这种追根究底的学术好奇心,恰恰是美国名校最为看重的品质之一。

  如今分别就读于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王点宇和陈心璇,不约而同地说,当年在PEA打下的学习基础、养成的学习习惯,让她们现在能够从容适应常青藤的学习强度。

  在PEA,学生之间的日常问候常常是:昨晚睡了几个小时?几乎所有曾经在私立高中求学的中国学生,对这种高强度的学习节奏都有类似的体验;而这种相似的学习经历,也使得这个群体内部的人彼此之间会更容易产生一种亲密感,美高党也因此成为某种身份象征。

  除了学习上备受“折磨”的共通经历之外,社交与文化适应也是美高群体需要提早面对的大问题。即便拥有出色的英语读写能力,中国孩子还是常常在“What‘s up? How is it going?”这类简简单单的社交问候前,败下阵来。

  许杰在高二的时候才从上海转学到一所男子中学Albany Academies读书,在上外附中打下良好英语基础的他,自认在学习上并没有遇到太多语言障碍。可是当同学用“What‘s up?”来跟他打招呼时,他却是傻了几秒想着要怎么回应人家;等他反应过来这是一个普通的问候语时,别人已走远了。

  而类似的场景在杨文曦身上有着更为戏剧化的演绎。杨文曦十年级时的室友是一个金发女孩,对方见面喜欢用bitch跟杨文曦打招呼;而初来乍到的杨文曦以为对方在骂自己,于是很严正地向室友提出意见。其实bitch在这里并没有敌意的成分,而是熟人之间的问候语(虽然有些粗鄙),于是金发女孩把这个插曲当作笑话告诉其他同学……

  多年之后回忆起这段经历,杨文曦还是忍不住用“一个每天出门要化妆两个小时的傻女孩”来形容她的室友。10年级对于杨文曦来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学习、交友,在各种压力下,她长胖了20磅。杨文曦说,在国内的时候,自己各方面都挺突出,学校的舞蹈队、体育队里都有她的身影。然而到了美国后,由于美国教育非常注重体育锻炼,每个学校都有不同的传统竞技项目,而学生则被要求每天下课后进行两个小时的体育活动——杨文曦发现比起她的同学来,自己样样落后。这种情形直到11年级,杨文曦加入了学校的芭蕾舞团才有所改观。高中三年,杨文曦除了学习就是跳舞,而她的朋友几乎都是自己舞蹈队的伙伴。

  课外活动其实是美国校园里最重要的社交场所——尤其对于国际学生和转学生来说。舞蹈社之于杨文曦,就像数学队之于王点宇和陈心璇一样。从数学队开始,王点宇与陈心璇也渐渐拓宽到更多的兴趣领域,交到了更多的朋友。王点宇做过乐队鼓手、打过网球、练过瑜伽,与中国同龄人相比,其高中生活可谓丰富多彩。而陈心璇怀念的则是自己当年作校报编辑的经历,虽然有时要工作到凌晨四点,然而却觉得很开心。

  对于如何融入新群体,具有美加学校不同经历的陈心璇也渐渐摸索到一些个人经验。对她来说,重要的是一种平衡:一方面要保持私人空间,即便是最要好的朋友、室友,都是需要一定的距离感;另一方面,需要有密友和导师,在遇到的困难时主动寻求帮助。陈心璇的导师其实就是PEA的老师,而老师对于陈心璇的辅导,也不止在学习、生活层面,更包括少男少女的情感困扰。

  虽然陈心璇的经历未必具有可复制性,但的确代表了美高学生的一种共同感受:在一个紧凑、单纯的生活空间里共同成长的同学之间,常常能够建立起更为亲密的友谊。许杰对此的描述更加彻底。他发现高中时代的友情与大学时代的友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在综合性大学这个更大的群体,朋友不太走心,更多的是酒肉朋友,前一天可能还很亲密,第二天在街上遇到却宛同陌生人。

  许杰说,在大学里,很难交到像高中里这么亲密的朋友……

  2015年,是文维在美国的第十个年头。

  文维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美高党:与上面几位持F1签证的留学生不同,文维是持J1签证作为交换生来到美国的;而她就读的不是那些昂贵的私立高中,而是美国的一所公立中学。

  2006年8月,作为AYA项目(Academic Year in America)在中国的第一批交换学生之一,文维到了堪萨斯州。去美国当交换生的念头,始于文维在学校(南京一中)偶然看到的一张招募通知。与今天留学生的长远计划不同,被紧张的学习压力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文维当时的动机就是想休息一下,去见见世面,体验下美国人的生活。

  现代交换生项目,始于二战以后,最初是战胜国美国与战败国德国之间的学生进行文化交流。后来,交流的区域和对象在逐渐衍生到其他国家。虽然都是去美国高中学习,交换生的选拔过程与美高党的申请过程完全不同,更像一个被动筛选的过程。组织方美国文化教育基金会(AIFS,美国的一家非营利性机构)会先对学生进行一个基本的笔试和面试,然后根据学生的特性将之分配到不同的寄宿家庭——很多学生是在出发前的几周甚至几天才知道自己未来九个月要在哪里度过。由于文化交流是重点,主办方更多关心的是学生的寄宿家庭的资质(家庭必须没有犯罪记录,并愿意无偿承担学生的住宿和两顿餐饮),而非学校的教学质量——交换生一般多是在住家附近的公立中学就近入学。因此,交换生项目的整体花费要比自费留学便宜很多。

  虽然项目选拔严苛且具有不确定性,项目学校一般只是教育质量平平的公立中学,但是寄宿家庭的日夜监管与收费低廉,还是引起了很多家庭的兴趣。2006年,仅通过AYA项目出国交换的中国学生就有90名,这个数字是2005年自费留学美国高中的人数2倍。

  文维作为交换生的经历,也与今天很多在寄宿高中里学习的中国学生,大不相同。因为寄宿家庭多数位于美国中西部的中小城市,这对于熟悉了城市生活的中国学生来说无疑是一种更为新奇的体验。文维的接待家庭是个农场主,有个非常大的农场;文维至今还清晰记得每天扛一大捆草到牛圈里喂牛的情景。而文维入读的公立学校,相对于很多顶尖私立高中来说,也要轻松很多。在那一年里,除了历史与政治课之外,几乎也没遇到很多挑战;只有高一程度的她,选修了很多12年级的课,一年之后,她回到南京一中复读高二,可是已经握有美国高中的毕业文凭。

  九个月的交换生活虽然短暂,却也让文维完成了某种人生蜕变。她由此开始了解到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以及教育方式:“我的住家都很开放,(我)喜欢他们待人处事的方式,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背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文化,他们都会接受和尊重。”整个人也变得更为自信和独立。

  对于文维来说是“once-in-a -lifetime opportunity” (一生只有一次的机遇)的那一年,在徐嘉锋口中却是“自出生以来最苦的一年”。徐嘉锋是2011-12年度的交换生,他的住家是佛罗里达黑人社区的拉丁裔家庭。这个拉丁裔住家相对贫困,与很节省,食物通畅都是一些简单、便宜的速冻食品和各种罐头。正在长身体阶段的徐嘉锋,每次从学校足球队训练完之后,都觉得饿得不行,而且住家每次吃饭的分量本来就不多……于是只能在回家的半路上,偷偷地买些零食吃。住家也没有网络,于是,徐嘉锋只能去邻居家蹭网,跟父母视频、查邮件……虽然辛苦,但这种寄人篱下的体验,让徐嘉锋觉得“对于未来很多不确定性有了很多的心理准备”;临告别的时候,他反而变得依依不舍起来,毕竟朝夕相对,跟住家建立起了感情。

  回国后,文维和徐嘉锋开始申请美国大学——这也是大部分交换学生的人生路径。与纯粹的美高党相比,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确定是否要去美国读书;然而这一年的经历,却坚定了他们走出去的愿望。现在,文维已经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毕业,在纽约安永会计事务所工作;而徐嘉锋则在南加州大学读大三。

  2008年,朱凯伦从大学一毕业,就参与在AYA这个项目在中国的招生之中。那一年也是AYA项目在中国的一个顶峰,之后的交换人数开始逐年递减。由于F签证的放开,那些一心想去美国留学的家庭不再想走去公立中学交换这样迂回的道路;而是采用一种更直接的方式。而且,对于中国家庭来说,教学质量的追求往往都优先于教学经费的投入(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会选择自费报读附近走读的私立学校)。如今,每年通过项目出去交换的学生大概180名,这个数字与几何倍数增长的美高留学生数字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作为交换生项目的忠实粉丝,朱凯伦非常喜欢文化交流的这个理念——虽然在实际的推广中,寄宿家庭与学校的不确定性,常常会受到一些家长的质疑;但是在她看来,人生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交换生的生活是一种无法提前设计的生活,而交换生项目的意义正在于此,给予学生一种参与、体验美国大众生活的机会。这种大众生活与寄宿高中代表的精英生活,可以说是完全两个世界。然而,在这种大众生活里,学生一样可以了解美国,也许能够更加了解——毕竟,他们与美国人每天切实地生活在一起。他们的生活不在局限于学校,而是家庭与社区。

  朱凯伦说,她曾一度渴望未来有一天能够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交换。可是她现在开始担心,项目能否撑到十三年之后、她儿子读高一的时候。

  在北野山的第三年,曾经一度想要逃离嬉皮士校园文化的杨文曦,创立了中国舞社团。那一年,她也开始积极考虑大学申请的事情。她想去城市,一个更加开放、自由的环境。西北大学虽然不是她的第一选择,可毕竟是在芝加哥。

  相比国内高中生,几乎所有具有美高经历的学生,在申请大学的时候,似乎更加知道自己要什么,表现得也更为理性。一方面,她们毕竟拥有更多的资源:学长学姐的经验分享,各大校园访问的便利;另一方面,两三年海外教育与独立生活的经历,确实给了她们一个批判性成长与反思的空间。

  在MIT计算机专业读大三的陈馨,是一名来自浙江宁波的美高党。高中三年让她感觉最难调整的一点,既不是学习上的挑战,也不是文化上的适应;而是如何进行自我管理与时间管理。

  陈馨说,相对于中国高中,美国高中的资源更加丰富,自由支配的时间也更多,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评价也更加多元。在中国,一个学生只要成绩好就可以了;而在这里,体育特长生有时会更受欢迎。大家看重的不是你成绩如何,而是你够不够酷。陈馨在高中时候参加5000米越野跑,每天训练到7点,比赛的时候回到学校已经9点多了,然后再开始做作业——正是这些日常经历,让陈馨意识到她的生活不只是学习,还有很多其他事情。

  这些外在环境的变化逼得陈馨进行内向性的自省:当生活里突然出现了许多选项之后,你就更加需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如何分配时间,是否要坚持。这些都让陈馨感到迷茫,她必须常常停下来思考自己是否在做对的事情。

  某种程度上说,美国教育注重个性发展、美国学校提供的多样性选择与平台,这些本来最具吸引力的元素,对于在抹杀了差别性教育的应试体系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学生来说,有时候反而可能成为一种挑战,甚至是障碍。

  陈馨说,自己在那三年里最大的收获,不是GPA4.0的成绩和MIT的录取,而是学会了要对自己负责。在国内的时候,父母总是告诉她,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好好读书,别的事情我们帮你搞定……而到了美国,她发现需要自己独立决定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并要不断自我激励去完成这些事情。如果选择错误,就要学习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做选择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有意思的是,对于低龄留学的利弊争议之一,就是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很多家长最担心的正是,孩子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很容易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一个不同的价值体系里迷失。所以,选择一所高质量的私立寄宿高中或是由寄宿家庭监管的交换生项目,从某个程度上,都是期望能够孩子能够受到可靠的监管与引导。

  在这种离乡背井模式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学生,几乎以一种两极的形态存在着:许多中国学生扎堆炫富的传闻见诸报端,而每年因为学习压力或文化不适应而被退学或被遣返的中国学生亦不在少数;然则规规矩矩幸存下来的学生,则比他们在国内的同龄人显得更为成熟。

  陈旻茜说,每个人对于压力的反应不一样,有些人会变得非常逆反,做出一些以前在国内不会做的事情,比如抽烟喝酒吸毒;也有些人会变得消沉,甚至患上抑郁症。在目睹这一切之后,她开始意识到每个人都是非常不一样的,反而变得越来越包容。虽然陈旻茜的中学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天主教学校,但价值体系与国内相比依然相对多元,陈旻茜还是渐渐学到了如何与价值观不同的人相处,如何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如何不论断,如何做自己。

  而在一个自己不太喜欢的高中生活了三年之后,陈旻茜从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到渐渐知道自己要什么;尤其对于如何择校、申请总结出一套自己的想法。她觉得当年申请时信息太少,只关注一些学术指标(比如AP课程开设情况,SAT分数排名),但现在的她却觉得有很多“软性因素”值得考虑,比如一个学校的宗教背景、校园规模、体育文化,都会直接影响到学生日常的生活体验。这些思考,让陈旻茜和她的学弟、学妹一起,通过人人、知乎这些网络平台,分享自己的求学经历,希望能够为后来人提供一些实际的指导和借鉴。

  美高申请一般都会要求学生进行面试,而面试的问题在中国学生看起来有点奇葩。比如Choate某一年的面试问题是如果你回到寝室,发现你的室友吃了你的巧克力,并且弄得满地都是,你会怎么做?St。 Paul则问十年以后你用Google来搜寻你的名字,你希望排在前三位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其实,这些问题的背后就是招生官想要了解那些标准化成绩背后的人到底是怎样的。

  陈心璇说,申请本身是讲故事,讲人生的经历和反思。当年申请PEA的时候,作为一个16岁的学生来说很困难,这种反思极为困难,因为没有太多故事可以说。最后她选择了自己在加拿大的移民身份和角度,她在加拿大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人,很多不同的价值观:当视野更加开阔后,“反而能够让自己找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样的感受与陈旻茜可谓如出一辙。

  这种对于“人”的考察与筛选,也贯穿在美国大学的选拔过程中。可惜的是,国内学生在申请美国大学时,往往关注的还是一些排名。他们急于用标准化成绩、活动列表和各种荣誉告诉招生官自己做了一些什么,是否配得上这个学校的排名;在这样的心态里,他们也不太关注陈旻茜总结出来的那些可能会切实影响到他们切实学习、生活的东西软性因素。

  芝加哥大学前校长赫钦斯有一句名言:“教育的目的在每一时代、每一社会中都是相同的,即,使人成为人。”然而他说的更像是一种理想状态,一种好的教育应该的模样,或是一种不足的教育想要努力的方向。而在评价体系单一、抹杀了差别性、不鼓励自我探索和认知的教育中,很难培养出这种“人”的意识。

  很多在本科出国的学生,在大学度过的第一年,往往带着一种新鲜人的热忱,积极地探索身边的各类资源,努力地与当地人交流、交往;而美高学生在这时却显得更为理性与沉稳。

  杨文曦在大学四年里变得特别率性。虽然西北大学的学业强度很大,但是她并没有把太多时间花在专业学习上,而是补偿似的去做了很多高中时没有尝试的课外活动,当然她一直在坚持她最喜欢的舞蹈。她自信地说,自己现在可以跟不同类型的人交往。

  不久前,杨文曦与三位堂姐在伦敦重逢——正是当年触发了杨文曦妈妈把女儿送出国的那三位堂姐。姐姐们在七年后再遇到杨文曦,忍不住用“三观颠覆”四个字来表达自己对这位小妹的感受。杨文曦说,相形之下,堂姐们反而显得比较保守了,而自己却可以跟三教九流的人相处。

  然而,在美国生活了七年之后,杨文曦并没有变得美国化,她反而感到有些厌倦。她说自己可以融入美国社会,但是她宁可选择不融入。最后,她选择了去香港的花旗银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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